中欧关系进入再平衡阶段：从“去风险”到结构性竞争与合作并存

中欧关系进入再平衡阶段：从“去风险”到结构性竞争与合作并存

2026年仲夏，中欧关系迎来第51个年头。在官方叙事中，双方仍以“全面战略伙伴”相称，但布鲁塞尔与北京之间的温度计读数早已偏离象征性外交的舒适区。2025年7月那场压缩为一天的中欧峰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用“转折点”一词定性双边关系，这并非外交辞令，而是欧盟对华认知体系的一次公开确认。

在“转折点”的隐喻背后，是一个缺乏共识的新常态：双方都承认现有框架必须调整，但对调整方向与终点并无一致预期。本文基于最新研究报告，从欧洲商业研究视角出发，梳理中欧关系中的务实合作基础、结构性摩擦实质，以及欧盟经济安全政策如何重塑未来数年的双边互动格局。

一、经济互依的韧性：超过五千亿美元的双向投资与高频对话机制

尽管地缘政治叙事日趋强硬，中欧经济关系的底层引擎仍在运转。2025年，中欧货物贸易总额达8281.1亿美元，同比增长5.4%；2026年第一季度更录得17.6%的同比增幅，进出口双向增长均保持两位数。欧盟作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以及中国作为欧盟最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在短期内难以被替代。

这种互依并非依靠单一贸易通道。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11万列，覆盖欧洲26国229城，成为海运之外的第二条供应链生命线。2026年一季度，中欧班列开行5460列，运送货物54.6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29%和22%。这一陆路通道的持续扩张，不仅对冲了红海等地的地缘风险，也深刻改变了欧亚内陆的产业分工逻辑。

投资层面，双向累计投资规模已接近2600至2800亿美元。2025年，欧盟对华实际投资达63.9亿美元，德国企业当年对华投资超70亿欧元，创2021年以来新高。大众、宝马、西门子等欧洲跨国企业持续加码在华研发与制造基地。工业调查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维持或扩大在华业务，近三分之一进一步深化本地化生产。与此同时，中国对欧直接投资达92.2亿美元，主要流向电动车、电池与物流等新领域——宁德时代与Stellantis在西班牙阿拉贡的合资电池厂，以及比亚迪在匈牙利扩建的电动汽车工厂，是这一趋势的典型注脚。

从产业结构看，中欧贸易互补性依然显著。欧盟对华出口高端设备、医疗器材和消费品，2025年中国自欧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11.1%。中国对欧出口机电产品、新能源设备与日常消费品，超过九成新能源汽车经由安特卫普港进入欧洲。服务贸易虽存在结构逆差，中国2025年对欧服务贸易逆差达483亿美元，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一项即超100亿美元，这恰恰反映了欧洲企业从中国市场规模中获取的真实回报。

二、结构性分歧的显性化：贸易逆差、产业政策与欧盟的经济安全转向

如果说经济互依是压舱石，那么结构性分歧就是暗流。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在2024年约为3080亿欧元，2025年进一步扩大至3600亿欧元——平均每日约10亿欧元。2026年一季度，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达831.3亿美元，同比增速30.2%。这个数字在布鲁塞尔的政治光谱上，已从经济议题演变为安全议题。

欧盟决策者认为，逆差并非单纯的市场力量所致，而是中国国家主导型产业政策、市场准入不对称以及产能过剩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约30%，而消费占比仅13%，这种剪刀差在电动车、光伏、电池等绿色技术领域尤为突出。欧盟据此逻辑推出的“去风险”政策，在实践中逐步演化为一套涵盖反补贴调查、外国补贴条例、国际采购工具、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的经济安全工具箱。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工具的应用范围正在扩大。欧盟反补贴调查已从钢铁延伸至新能源汽车；2025年生效的外国补贴条例要求所有在欧运营的第三国企业申报公共补贴，实际形成了一道合规墙。欧洲议会在2026年通过的《经济安全战略》则将供应链韧性、技术主权与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纳入统一框架。这些举措的叠加效应，远超“去风险”名义下的单纯多元化，已接近一种制度化的竞争防御机制。

然而，欧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德国、芬兰、爱尔兰等国领导人在2026年初相继访华，寻求务实合作。德国总理默茨率领30名企业代表的访问团，凸显了欧洲制造业强国对贸易摩擦升级的担忧。这一矛盾表明，欧盟对华政策正面临“战略自主”与“经济利益”之间的持续张力，而不同成员国基于各自产业结构，对“风险”的定义和容忍度存在显著差异。

三、制度性合作框架仍在运转，但战略互疑正在加深

中欧关系并非只有摩擦。过去数十年建立起来的70多个对话链商机制，在2026年依然维持着运转。中欧峰会、高层战略对话与经贸高层对话构成了顶层沟通框架，覆盖政治、经贸、科技、气候和人文等领域。2025年7月峰会重申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开放共赢等原则，为后续互动提供了政治指引。

然而，机制的存在并不等于信任的加深。2026年上半年，中欧在多个领域出现“对话与交锋并行”的景象：一方面，双方在气候治理、全球公共卫生、多边主义等议题上继续协同；另一方面，在电信设备、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敏感技术领域，欧盟的安全审查和限制性措施持续增加。中国电信企业在部分欧洲国家承建了超过70%的5G基础设施，这一数据在欧洲议会的讨论中，被视为技术依赖的“风险敞口”而非“合作成果”。这种视角的错位，使得即便是在看似中性的数字合作中，也弥漫着战略互疑。

签证便利化与人文交流恢复提供了部分缓冲。25个欧盟成员国对中国普通护照持有者实施单方面免签，高校联合项目与文化交流全面回升。这些“软性”联结虽难以对冲硬性经济摩擦，但为双边关系保留了社会层面的弹性。

四、从“去风险”到“结构性再校准”：未来五年的博弈焦点

展望未来，中欧关系将进入一个“再校准”（re-calibration）阶段。欧盟的逻辑已不再是简单的脱钩或纯粹的风险管理，而是试图构建一套系统性的“经济安全韧性框架”，其核心包括：关键技术领域的战略自主、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贸易救济工具的法制化运用，以及对外资审查的常态化。

但这一框架面临三大现实约束。其一，欧洲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利润依赖根深蒂固，尤其德国汽车业和化工行业，强制脱钩将产生数万亿欧元的价值链重构成本。其二，中国在全球绿色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短期内难以用印度或东南亚产能替代——动力电池、稀土加工、光伏组件等领域尤其如此。其三，欧盟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和知识产权收入持续增长，这部分隐性收益使得简单以商品贸易逆差定义问题，在计算上并不周全。

因此，未来的中欧博弈很可能呈现“分轨制”特征：在传统制成品领域，欧盟将强化反倾销和反补贴执法；在绿色技术和数字服务领域，双方可能通过谈判达成新的市场准入承诺；而在安全敏感领域，限制性措施将结构性存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自2013年启动谈判以来，历经十余年波折，目前仍处于冻结状态，其重启与否将成为观察双方能否就竞争规则达成共识的关键试金石。

五、结论：共存的复杂性

中欧关系已无法用单一标签定义。它既非“全面对抗”，也非“无条件合作”，而是一个充满摩擦和协奏的复杂动力系统。对于欧洲企业而言，这意味着需要在合规成本与市场份额之间做出更精细的权衡；对于欧盟政策制定者来说，则需要在选举政治的压力和欧洲工业的实际利益之间寻找平衡。

2026年下半年的政策走向至关重要。欧盟正在酝酿的新一轮贸易防御工具，以及中国是否会对欧洲豪车、化学品和农产品加征反制关税，都可能将关系推向新的紧张点。然而，历史经验表明，中欧经济生态的高度互补性与多层次制度联结，使其不至于跌入彻底脱钩的深渊。真正的挑战在于，双方能否在避免“新冷战”的前提下，建立一套更公平、更透明、更具可持续性的竞争规则——这正是“转折点”所蕴含的希望，也是其最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