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企业
欧洲三大车企联合呼吁“欧洲制造”规则,本土化生产或成新常态
大众、Stellantis和雷诺联合致信欧洲议会,要求实施70%本地化价值规则和更强激励,以应对竞争力挑战和供应链压力。本文从产业竞争力、欧盟工业政策与战略自主角度展开深度分析。
产业竞争力警报下的“欧洲制造”新诉求
2026年6月,欧洲汽车工业的三大巨头——大众、Stellantis和雷诺——联合向欧洲议会发出一封措辞明确、目标具体的信函,呼吁欧盟采纳一套更为简洁的“欧洲制造”规则,并辅以更强的激励措施,以提升本地汽车生产及供应链弹性。这三家企业合计占欧洲汽车产量的约60%,其集体发声绝非偶然,而是欧洲汽车产业面临结构性竞争力危机的直接反映。
信函的核心政策建议是:要求欧盟规定在欧盟境内销售的车辆,其价值的70%必须来源于27个成员国内部,覆盖从工程研发到制造的全价值链。这一提议并非孤立的贸易保护主义姿态,而是嵌入在欧盟更广泛的“欧洲制造”框架讨论之中——欧盟正在电动汽车转型过程中重新审视工业战略。
竞争力危机的三重根源
车企在信中明确指出了欧洲汽车工业当前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战略领域存在显著技术差距、来自全球的激烈竞争压力、以及持续高企的能源、制造和监管成本。这些因素相互交织,正在侵蚀欧洲作为汽车制造基地的固有优势。
数据显示,欧洲汽车市场远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年度销量比2019年减少约300万辆。需求疲软叠加成本高企,迫使企业重新评估本地化生产的可行性。车企强调,“欧洲的开放性并未改变,但必须阻止工业产出进一步向第三国转移的趋势。”
从产业竞争力视角看,欧洲汽车制造商的困境并非一日之寒。在电动化转型过程中,欧洲在电池技术、软件定义汽车、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布局明显落后于中美竞争者。同时,欧盟自身的高环境标准、严格的数据法规以及碎片化的成员国政策,进一步增加了在欧运营的合规负担。
政策工具包:从激励到监管的转向
车企的提议直接指向了欧盟工业政策工具箱中的两个核心杠杆:本地含量要求与国家援助。虽然信函并未具体列出激励措施细节,但明确提及“针对电池生产的有针对性的支持”以及“为小型车提供更大的监管灵活性”。这实质上是在要求欧盟将电动汽车补贴与本地化生产挂钩,类似于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中对北美组装车辆的税收优惠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欧盟尚未出台针对汽车的最终“欧洲制造”细则,但政策制定者正在检视本地含量要求、国家支持措施以及与区域生产挂钩的激励方案。这一动向表明,欧盟的产业政策正从单纯的气候目标驱动,转向兼顾竞争力与供应链安全的复合目标。
从竞争政策角度看,欧盟长期以来对本地含量持谨慎态度,以免违反WTO规则。但在地缘政治紧张和供应链中断风险的背景下,“战略自主”话语已为更具干预性的政策开辟了空间。车企的联合信函可以视为推动这一转向的行业力量。
供应链韧性与战略自主的合流
当前进口车辆占欧盟汽车市场的约26%。车企的逻辑是:若不采取行动,这一比例还会上升。他们承诺继续在欧保持强大制造布局,但前提是“更务实的监管环境”。
这封信函的时间点意味深长:欧盟正在审议CBAM(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扩展、ESG披露规则的实施以及AI法案的落地。汽车工业作为制造业的“皇冠”,其供应链的本地化需求正与欧盟的战略自主目标高度耦合。然而,政策制定者必须权衡:过高的本地含量要求可能导致成本上升,最终转嫁给消费者,与“让电动车更亲民”的目标相悖。
前瞻:欧洲汽车工业的十字路口
此次联合行动标志着欧洲汽车产业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塑造政策的转变。如果欧盟采纳70%本地化价值规则,将重塑跨国车企在欧投资布局:电池工厂、研发中心、关键零部件本土化将成为竞争准入门槛。同时,中国和美国的电动车制造商在欧扩张可能面临更高壁垒。
但长期看,保护主义措施只能为产业争取转型时间窗口。欧洲汽车工业的真正竞争力提升仍取决于技术创新(例如固态电池)、能源成本下降(如绿氢应用)以及监管简化。车企在信中的最后一句点明了核心:“我们想为欧洲中产阶级提供清洁、负担得起、技术先进的汽车。”——这不仅是商业目标,更是对欧洲政治议程的呼应。
(注:本文基于公开信函及新闻报道分析,不构成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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